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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战区体系发展演变与主要特点分析

归档日期:07-14       文本归类:高原地战斗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总体分析,美军战区大体经历了“管区—军区—战区”三大历史发展阶段。二战后,美军经过六次重大调整,形成了当前以北方战区为核心、以欧洲战区和太平洋战区为两翼、以南方战区和非洲战区为辅助、以中央战区为重点的“全球辐射型”战区体系。

  1958年8月6日,美国国会通过《国防部改组法》,建立了军政、军令分离体制,明确了从“总统—国防部—作战司令部”的作战指挥链,以及从“总统—国防部—军种部”的行政管理链。同时,该法正式废除了“军种代理体制”,将各军种的作战部队和勤务支援部队划归各战区使用和指挥,战区体制逐渐从军种主导向军种联合方向发展。然而,各军种仍然掌控着人事权,进而干预前线作战指挥,使得作战司令部成为“联而不合、统而不一”的“空架子”,成为美军在越战和伊朗“人质门”事件等武装冲突中作战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1986年,美国国会出台《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通过构建较为完善的联合军官制度,强化了参联会主席与联合作战司令部在选人用人等重大问题上的发言权,结束了军种参谋长此前利用自身权力操控参联会、干预战场指挥的局面,从而真正实现了军政、军令的相对分离,开启了联合作战新纪元。为满足特种作战和部队投送需求,美军于1987年组建了特种作战司令部和运输司令部,至此形成了地理性司令部和职能性司令部相结合的作战司令部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为强化参联会与联合作战司令部权力,使军政、军令真正分离,《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在以下几方面做出法律规定:一是在参联会层面,确立了参联会主席的主导地位,使其成为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长的首席军事顾问,并赋予其管理联合参谋部、制订战略规划,以及对高级军官人事任命提出建议等重要职能;二是在联合作战司令部层面,确立了联合作战司令部实施联合作战指挥的主体地位,赋予其选拔与免除下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职务,鉴定其任职表现,召集军事法庭制裁等重大人事权,增强联合作战司令部权威,使军种真正退出了作战指挥链;三是在联合军官使用方面,建立了联合军官的培养、选拔、晋升和任用管理机制,规定联合军官晋升比例不得低于军种同级军官,不经联合培训和联合岗位任职不得晋升为将军,军种部人事部门必须依据联合作战司令部的人事鉴定对军官进行考核等,进而确立了“联合优先”的用人导向,结束了各军种部对联合参谋部等联合机构的干扰和操控。

  “9·11”事件后,美国本土安全重新成为美军重要考虑事项。2002年,美军对先前由北美防空司令部和联合部队司令部构成的本土防御体系进行调整,组建北方战区,专司本土防御。随后,美军根据国际安全环境动态发展,正式确立了辐射全球的6大战区司令部布局,并设立4大职能司令部(特种作战司令部、运输司令部、战略司令部、网络司令部),既注重在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保持“前沿存在”和“战略预置”,又根据国家安全战略需要,大力裁并冗余机构,以保持作战司令部体系的整体平衡。例如,美军2002 年将战略司令部和航天司令部合并为新的战略司令部;2008 年成立非洲司令部;2011 年在战略司令部下组建了网络司令部,同时裁撤联合部队司令部,并将欧洲陆军司令部降格为中将级;2011 年裁撤驻伊美军司令部;2013 年根据亚太“再平衡”战略,将太平洋陆军司令部升格为上将级。

  一是美军战区经历了六大体制调整阶段,每一次调整都是根据当时国家安全需求、国家利益拓展需要、解决原体制矛盾问题所需而推动和发生的。

  二是美军战区的形成总是以法规制定、颁布和实施为首要之举,为战区的调整改革提供支撑与保证。可以说,没有健全的法规就没有美军战区形成的基础,法治是美军战区建设发展的重要推手与护卫。

  三是美军战区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战区与军种之间权限划分与界定问题,其中人事权是重中之重。如《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就强化了战区的选人用人权,增强了战区权威,提升了战区指挥效率。

  战区居于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的枢纽地位,主要职能是“用兵”,由总统和国防部长通过参联会对各战区及作战部队实施指挥。

  特点一:军政、军令分离,作战指挥与行政领导界限清晰。美军实行军政、军令分离的领导指挥体制:军令系统是“总统、国防部长(经参联会主席)—战区—作战部队”的一条完整的作战指挥链,主要负责拟制作战计划,对部队实施作战指挥,负责军事咨询和对军事行动进行战略指导,组织联合训练等;军政系统是“总统、国防部长—军种—军种部队”的一条完整的行政领导链,主要负责军种的编制、武器装备采购和保养、人事管理、军种部队的战术训练和技术训练,以及对本军种提供后勤支援等。

  特点二:以作战司令部为重心,实施联合作战指挥。作战司令部是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的重心,根据总统指令设立,直属国防部长领导,在参联会的战略指导下指挥所属部队遂行作战任务。美军作战司令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按地理区域划分,通常是由两个以上军种部队组成的联合司令部,可称为战区司令部,目前共有6个,分别是太平洋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北方司令部、南方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另一类是按专业职能划分的专业司令部,目前共有4个,分别是战略司令部、特种作战司令部、运输司令部和网络司令部。通常情况下,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的命令通过参联会下达给作战司令部,再由作战司令部具体负责指挥所属部队。但在紧急情况下,国家指挥当局可以越级指挥第一线部队。

  特点三:战区指挥权分级赋予,责权分明一致。《美国法典》和美军《联合作战纲要》将战区总部的指挥权分为作战指挥、作战控制、战术控制、作战支援。其中,“作战指挥”是赋予战区对所属部队行使指挥职能的全权,除非总统或国防部长另有指令,作战指挥权限不可代行,也不可转让,只能由战区行使;“作战控制”是由战区一级或低于该级的任务梯队指挥官行使,是“作战指挥”权限中的固有组成部分,可在战区内实施委托指派,通常由战区授予下属联合部队指挥官和军种部队指挥官行使;“战术控制”是由战区及以下任意级别的单位承担并运用,是“作战控制”权限中的固有组成部分,是一种赋予建制或配属部队为完成指定任务而调拨部队的指挥权,仅限于在作战区内;“作战支援”是一支部队按照实施支援的指示要求,援助、保护、加强或保障另一支部队,可由战区及其下属各级行使,包括全般支援、相互支援、直接支援、近距离支援。此外,战区还具有行政控制权、作战协调权、直接联络授权等其他权力。

  特点四:战区下属作战单位分类明确,各司其职。美军战区的下属作战单位,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各军种组成司令部,即我军所称的战区军种。如海军的军事海运司令部、陆军的军事水陆部署与配送司令部等;另一类是联合部队司令部,有3种情况,分别是由战区各军种特种作战司令部组成的战区特种作战司令部、驻在某一地区的联合部队司令部、执行某一特定任务的联合特遣部队司令部。

  特点五:战区与上下级关系清晰、权责明晰。战区是美军实施联合作战指挥的实体机构,负责整个责任区域或职能领域的安全与防务,拥有指挥辖区内所有军种部队的全权:一是战区所需作战力量,根据任务需求提出,通过参联会向国家指挥当局提出,经批准后由各军种部和国防部各支援局负责提供;二是战区有权解除不称职的下属各军种军官和要求重新任命适当的军官,有权对下属进行奖惩和做出评价;三是各战区军种可排除其他干扰,在指挥上把战区司令部当作唯一的直接领导,并根据战区指令、指示、部署等,指挥所属军种部队遂行各种任务,或向战区所属联合特遣部队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

  美军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在战区一级主要包括战区联合司令部(即战区司令部)、下属联合司令部、联合特遣队和功能性部队司令部。

  特点一:常设与临时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兼备,组建权限不同。美军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主要分为常设和临时组建两种情况:常设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主要包括战区联合司令部、部分下属联合司令部及联合特遣队司令部;临时组建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主要包括功能性部队司令部与部分下属联合司令部、联合特遣队司令部。其中,美军战区联合司令部由总统通过国防部长组建,下属联合司令部由被授权的战区作战指挥官组建,联合特遣队由国防部长、战区作战指挥官、下属联合司令部、已有联合特遣队指挥官组建(功能性部队指挥官无权组建),功能性部队司令部由战区作战指挥官、下属联合司令部和联合特遣队指挥官组建。

  特点二:战区指挥机关以联合参谋部为主体,结构科学完备。联合参谋部是战区联合司令部的主要指挥机关,通常由指挥官个人参谋部门、特业参谋部门和联合参谋部门组成。其中,联合参谋部门内一般设置6个主要职能部门,分别是人力与人事部门、联合参谋情报部门、作战部门、后勤部门、战略计划与政策部门,以及指挥、控制、通信与计算机系统部门。

  特点三:采取平战一体编成模式,平战转化快捷。美军战区采取的是平战一体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编成模式,平时就按照战时指挥作战情况需要,将不同军种的部门及相应人员编成6个主要职能部门,其编制人数也是根据战时可能担负的任务性质、工作负荷、下属部队编成、指挥器材自动化程度等要素进行科学论证后确定的。一旦爆发战事,美军战区平时这种指挥机构编组形式,无须进行大的调整就能迅速向战时联合作战指挥机构转变,大大提高了指挥反应速率。

  特点四:战时采用“指挥所”体制,编成合理、职能明确。美军战区在战时通常采取“指挥所”体制,一般编为基本指挥所、后方指挥所、预备指挥所和前进指挥所,并外派一些联络组。“基本指挥所”可根据具体情况构筑为固定式和野战机动式,核心是作战中心,除参谋长外,还包括人事、情报、作战后勤、火力支援、战术空中控制等部门,按职能编成不同的部门或小组,主要用于保持军事行动的连续性,确保作战力量均衡稳定。“野战机动指挥所”可看作基本指挥所的简化形式,能够在向前方阵地移动的过程中随时处理情况外问题。“联络组”主要是为了加强联合作战时的相互协同而向执行主要任务的部队派遣,有助于两个指挥机构之间实施交换情报、协调作战行动,也有助于联合作战指挥官掌握战况发展动向。

  美军筹划决策的主要内容是制订联合作战计划,美军战区联合司令部及下属司令部承担着联合作战计划制订的具体工作。

  特点一:以联合作战计划为主,多方参与制订各类计划。美军战区联合司令部主要负责制订预先计划并最终执行计划。同时,根据联合作战计划与实施系统要求,战区联合司令部参与危机行动计划与应急计划制订,战区下属联合特遣队指挥部通常参与危机行动计划制订,联合特遣队的军种部队指挥部通常参与应急计划制订。其中,和平时期采用“预先计划”,紧急与危机时期采用“危机行动计划”。

  特点二:依据法规条令,按程序分阶段制订联合作战计划。根据美军《联合作战计划纲要》和《战役计划联合条令》,美军战区主要采用两种方式制订联合作战计划:一种是“预先计划”制订方式。制订周期一般较长,有时长达两年,主要建立在对假设突发事件深思熟虑预测的基础之上而制订,通常分五个阶段进行:启动计划、确定作战构想、制订计划、审查计划、制订支援计划。另一种是“危机行动计划”制订方式。主要针对特定事件做出反应时制订,通常时间上非常急促,可能只有几天甚或几个小时,因此美军也称其为“时间敏感计划”,通常分六个阶段进行:形势发展、危机评估、制订行动方案、选择行动方案、制订行动计划、实施行动计划。

  特点三:运用先进技术手段与方法,筹划决策准确高效。筹划决策时,美军战区充分利用网络化指挥信息系统,发挥其信息流通的并行性、共享性等特点优势,实现上下级指挥官与参谋人员的交流互动,具有整体筹划、分段实施、交互式多级演进的特点。此外,在决策过程中还广泛运用兵棋推演、加权比较、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技术手段与方法,确保筹划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

  一是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精干高效。美军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采用“条块结合、纵横一体”的扁平网状结构,优势十分明显。一方面,能够使指挥信息传输路径更多、速度更快、反应更灵敏、防护性更强;另一方面,指挥机构组成精干、权责明确、任务专一,能够确保美军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指挥作战行动上,实现高效联合作战指挥。

  二是联合化作战延伸至底层。美军战区联合作战已经从战区联合司令部延伸至下属联合司令部、联合特遣队、功能性部队司令部等,而下属联合司令部和联合特遣队还可以下设联合特遣队。由此可见,美军战区联合作战已经能够在战术层次实施,联合作战指挥也已经延伸到战术层次。

  三是战区内各军种深度融合。美军战区内实现了诸军种紧密联合、深度融合,不但是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人员由各军种指挥人员组成,而且在战术级联合作战中,通常也建立联合指挥机构,在其陆军军一级基本指挥所编成中,除了自身编制内人员组成的指挥组、作战处、全源情报中心等组织外,还包括由战术空军、海军舰炮火力协调人员等组成的火力支援机构,以及由防空炮兵和航空兵代表组成的空域管理组等。

  四是战区人员联合专业素质高。美军联合作战指挥官和联合作战参谋,统称为“联合专业军官”。美军法律规定,除非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批准,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中重要岗位必须由联合专业军官担任。美军对各军种军官的管理和使用,正是向着适应“联合事务”的方向进行培养。所谓“联合事务”,是指综合运用陆地、海洋和空中力量,其中包括国家军事战略、战略与突发事件计划,以及在统一指挥下,对作战行动进行指挥和控制。

  一是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不够彻底。长期以来,美军对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做了多次调整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客观分析,美军现行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仍存有诸多纰漏。例如,美军尚存在一定的等级官僚结构,以及诸多职能性的纵向体系,使得许多军人置于过多的监督之下而无法畅通交流,不少中下级军人没有任何话语权,通常是由最强势的部门决定一切,即使不正确也是如此。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下层军人的主人翁意识和创造性,破坏了信息传播、协同合作与联合行动,使美军组织的适应性和灵活性遭到较大削弱。

  二是联而不合、合而不融的问题较突出。美军推行联合作战时来已久,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总得来看,许多深层次的矛盾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实践证明,影响美军联合作战的主要障碍是各军兵种之间的指挥关系常是“纸上明确的多、落到实处的少”,“统一指挥”往往被“个别协商”所取代,联合作战指挥的权力并没有真正被集中统一起来。美军联合作战虽然处于不断发展当中,但仍然严重依赖“以本军种为中心”的信息和训练系统,仍未有效地打破军种之间的壁垒。军种之间的联系通常是在缺乏论证的情况下临时拼凑起来的,各自任务与分工不得不在战斗期间才匆忙部署给各级司令部。造成这种军种界限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军种之间利益争夺,是美国长期以来军种相争问题的延续和扩展。

  三是联合作战指挥存在诸多“人”的问题。美军在联合作战指挥方面不断创新发展,但从战场实际情况看,还有许多“人”的问题亟须解决。以情报方面为例,美军的情报搜集出现严重的人力情报不足问题,据悉中情局在世界范围内只有大约一千多名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专案官,大大少于冷战时期的人数,这种缺陷使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之初屡屡受挫。对于情报的分析处理也带有极大的人为色彩,无论获取和分析情报的手段多么先进,都无法避免人的直觉、主观及期望等方面的倾向和干扰,这就造成了美军在联合作战指挥中的判断偏差、决策不合理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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